唐代的嶺南地處邊遠，荒蠻瘴癘，唐人聞之色變，是收納犯罪或犯錯程度嚴重的流貶官員的重要「法場」。

發展至清朝，流放之刑嚴苛更甚，國人熟知的寧古塔就是流放之人的棲息地。

流放途中，犯人往往死于病重、死于旅途之顛簸，根本撐不到目的地。

即使順利抵達流放地，作為異鄉人的犯人也會遭遇當地人的冷眼與譏諷，處境尷尬而凄苦。

但是，流放苦的是犯人，喜的是負責押解的差役。

而如果犯人足夠有錢，能哄得差役足夠開心，那麼犯人所受的折磨大抵會減輕很多、甚至還能受到額外的照顧。

自流放之刑興起之時，差役就成了官吏們競相爭奪的好差事。如果犯人是女囚，那麼負責押解任務的差役們則會成為眾人艷羨的對象。

那麼，流放制度究竟是怎樣的？差役們為何會搶著押送？為什麼女囚最受歡迎呢？

一、流放之歷史

官員流貶，自古有之。

《尚書正義·舜典》中記載：

「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竄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」。

其中，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、鯀皆為當時犯罪或犯錯的官員，「流、放、竄、殛」

即流貶這些官員的方式。

流刑作為我國古代的一種刑罰，與笞、杖、徒、死并稱為封建制五刑。

《尚書·正義》中提到：

「流謂徙之遠方，放使生活，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。」

這是在說，流刑是將人犯流放到遠方，以示寬恕。

但實際上，流刑并不僅僅局限于寬恕的作用，其也是一種死刑之下的重刑。

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中提到：

「流四兇族，遷于四裔，以御魑魅」，因四兇者罪行重，將其遷到四裔，四裔距離最遠，在四海之表。

因此，流刑既是寬宥之刑，也是死刑之下的重刑。

流刑的歷史悠久，在發展的過程中，以其為基礎又派生出許多含義相近的刑罰，如遷徙、充軍、發遣刑等。

這些刑罰雖可單獨行用，但并不是正刑，因而，被稱之為閏刑。

到了唐代，隨著唐代官制的成熟完善，流貶官員的制度也隨之健全。

唐律將流刑分為常流、特流、五流及長流等類別。

常流即三流，是最為常見的流放刑法，即流「二千里，二千五百里，三千里」。

特流即「有人本犯徙以下，及有蔭之人本法不合流配，而責情特流配者」

。

意思是本來不應被判流刑之人，因「責情」而特意流之。

長流始于高宗，其后逐漸固定成為一種流放刑法。被判長流之人，即被無限期流放，且遇赦亦不得還。

唐代共歷22帝，在這近三百年時間里，除在位不過一月的殤帝及在位不到一年的順宗外，其余每代帝王在其統治期間都有官員或被流放、或被貶罰至嶺南。

縱觀高祖一朝，流貶官不超過二十人，除上述被貶嶺南的程知節外，其余被流貶最嚴重者，是流貶劍南。

武德七年，太子宮臣中允王珪、左衛率韋挺和天策兵曹杜淹因東宮牽連謀逆，而被高祖責罰，流于劍南巂州。

唐政府為顯示懲處程度的輕重，特將嶺南東部及北部的潮州、循州、桂州等發展較好，且其離京師長安及東都洛陽距離較近的地區，多用于收納犯罪或犯錯程度較輕的官員，致使這些地區的貶官多，而流官少。

嶺南流官的政治待遇大多極其惡劣。

因流官失去了官員身份，已成為戴罪的平民。

雖然被免除居作，于流所不用參與勞動，但其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，被以罪犯對待。

不僅如此，眾多流官還受盡嶺南地方官員或蠻族首領的屈辱、迫害，其及家人的基本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

例如，武后光宅元年，中宗后韋氏的父親豫州刺史韋玄貞因中宗被武后廢為廬陵王，而配流欽州，且卒于流所。

韋玄貞死后，欽州蠻族首領寧承基逼取其女，為其妻崔氏所拒。寧承基遂大肆誅殺韋氏一門，最后僅其二女逃回長安。

（嶺南戰亂）

德宗貞元之后，嶺南流官的經濟狀況愈發貧苦，甚至到了遇赦而不能自還的地步。

據《舊唐書·盧鈞傳》載，「自貞元已來，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，因而物故，子孫貧悴，雖遇赦不能自還」。

盧鈞是文宗年間的嶺南節度使。

可見其時，官員被流放嶺南后，其自身及子孫的經濟狀況皆甚是貧悴，即使有幸得遇赦免，卻因沒有錢糧路費，而回不了原籍貫地。

由此可見，流放之刑，其苦甚矣。

從隋唐到明代，是流刑的發展階段，在隋代時建立封建五刑制，流刑作為五刑之一，此后歷代沿用直到明代。

清代的流刑作為死刑之下的重刑，在繼承明代流刑的基礎上，加以改變，并創設出新的刑罰，被廣泛行用，在執行的過程中還有附加刑和替代刑，其共同構成了清代的流刑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