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刑之中，最苦的當屬流刑法；而流刑最苦的時代，當屬清代。

二、清代千里流刑與差役們的爭搶

對于清代流刑的期限，在《大清會典》中記載：「流終身不返」。

由此可見，在清代的律例規定中，流刑的刑期何時結束，人犯何時能夠釋回并未確定，不像徒刑有固定的服刑期限，期滿即可釋回。

流刑作為死刑之下的重刑，無論是從精神上，還是身體上都會給人犯帶來痛苦折磨，以此達到懲罰和震懾的作用。

在清代，作為犯人流放地的配所，其選擇范圍極廣，分布在全國各個省份。

順治初年，清兵入關，大量的人力和物資也隨之調配入關，使得東北這片原本就較為地廣人稀的土地上勞動力急劇減少，經濟難以發展。

（寧古塔）

由于東北惡劣的自然環境，又加之其向來被中原百姓視為蠻荒之地，愿意前去的人寥寥無幾。

因此，統治者便陸續將大量罪犯和反對、威脅統治的人流放到東北。

順治年間就普遍地把犯人流徙到寧古塔、盛京、席北等地，但多為一些官犯、文人及政權反抗者，這些流犯，大都被籍沒家產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均被流徙到東北某處。

其環境可謂艱苦至極。

正因為流刑頗為殘酷，其審判程序也較為嚴格。

在清朝，對于各省的流刑案件，審判時應按照逐級審轉制度進行，層層上報，直到有判決權的機關做出最終審判。

在一系列復核工作結束后，人犯押回初審州縣收監，等待終審判決結果。

當州縣接到督撫或刑部的回復，需在規定時限內，將被判處遣、軍、流的犯人起解，同時地方官員需準備公文，告知并詢問應發省份的督撫，由該督撫決定具體應流之處所。

犯人輾轉各所，顛沛流離，往往上萬里的路途都是常態。

雍正三年規定，若案內需發人犯眾多，超過五人，則每五名人犯為一起，先后解送。

為了保障僉發過程的嚴謹性，政府對押解人員有嚴格要求，律例中規定「僉差官員務選有家業正役解送」

，「起解人犯，每名選差的役二名管押，兵丁二名護送。」

即原州縣選派兩名差役押解，沿途每州縣各派兩名兵丁，負責協助將犯人順利遞解至下一州縣。

按照常理來說，流放之罪甚苦，隨同押解的官吏也是跟著受苦。

但是，在官差之中，押解之職卻是最搶手、最令人垂涎的職務。

其原因頗為現實！

首先，便是官吏的權力欲望和貪腐心理得到了極大的滿足。

（清朝差役）

若犯人在押解途中患病，應首先告知差役，經由差役許可后，才可報明所在官府。

諸位莫不要小看了差役這一小小的權利，倘如犯人在途中對差役不敬、抑或是賄賂的銀兩沒有給足，那麼差役完全可以將犯人的要求置之不理。

倘如犯人銀兩打點得當，那麼差役便會親自上報途中官府，并在驗明之后出示蓋有印章的證明文書，令該地方官將犯人留養醫治。

如果有隨行的親屬生病也是如此，待病痊愈后繼續押解，并要將其患病日期上報刑部。

至于何時啟程，是否痊愈，則全由差役說了算。

毫不夸張地說，只要你銀兩給得足夠、而且犯的不是「謀逆、造反、篡權、貪污萬兩」之類的重案，那麼押解秒變「休假」，途中權當游山玩水。

（流放至偏遠之地）

此外，解配之路遙遠艱難，很多原本罪不至死的犯人未至配所就命喪中途，為讓流放這一「恤刑保命」的刑罰更加名實相符，清廷實行停遣制度，以減少極端天氣對犯人們的折磨。

一般規定，軍流犯人未起解時遭遇隆冬及六月天氣，照例暫停發遣，已押解在途者，初冬十月經過州縣的照常接遞，至十一月初一日可準其停遣，等到次年春天天氣回暖時繼續解送，遇到炎熱的六月，也準許停遣。

如果在途、離配所不遠，或是發往東南各省份的人犯，有自愿繼續前往配所者，可準許不停遣，但需要將不停遣的緣由告知將要途經的各州縣，并上報刑部。

云南省天氣較為特殊，各省遞解遣軍流犯時，即使遭遇嚴冬或酷暑，也不必停遣。

關于停遣政策的具體內容，變化頗多，但其不變的核心在于押解官吏對于極端天氣的定義——如果差役說天氣惡劣，那麼押解自然會暫停；倘如差役「指鹿為馬」

，將狂風驟雨說成萬里晴空，那麼押解便不會暫停。

差役們大都是生龍活虎、年輕力壯之輩，大雨大風挺挺便會過去，而那些犯人，則是飽經折磨、甚至奄奄一息，尤其是女囚，她們早已生機漸無，再遇天氣打擊，一命嗚呼也是常理之中。